犹太人的教育--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以及整个世界
每个太监都可以编撰几本《性生活理论大全》，但是我打赌，那些书不会真正放在荡妇的床上被当成指导读物，而顶多只会被垫在床脚下用于缓解性事造成的震荡波。所以，再也没有比读什么阳痿教授所写的教育学理论更乏味的事情了，一个人要寻找的不是理论书本，而是时光飞梭。听一个傻瓜学者在黑板上列举一点二点三点，不如深入真正的氛围中去感觉和体味。人们应该深入到他人的记忆里，去挖掘那种恰当厚重的情境体会，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以及漫步整个的世界，去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下面的读本，肯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花了一个小时，在自己的大脑里寻找彼此联系的信息（幸亏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并且将这些存在内在关联的信息整合在一起放在这里。我发誓，它比你读一百篇教育学论文，要好得多也有用的多。至少，你不会被催眠地昏昏欲睡。
本.祚玛说：“谁是智者？向所有人学习的人，经上说：‘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聪明，因为我常在默想你的法令。’”“谁是强者？能自制的人，经上说：‘有涵养的人，胜于勇士；克服自己的人，胜于克城的人。’”“谁是富足者？乐其本份的人，经上说：‘你能吃你双手赚来的食物，你便实在幸运，也万事有福。’‘幸运’于今生，‘有福’于来世。”“谁是尊者？尊重他人的人，经上说：‘只有那光荣我的，我才光荣他；那轻视我的，必受轻视。’”
------《塔木德.阿伯特》（4：1）
读书的时候，将上身有节奏地摇晃起来！用以前教你的希伯来歌谣去将文字唱出来！调整你的呼吸，然后用热情灌输到你的大脑和你的手指上，挥动你的手势去和旁边的同学进行辩论！
------《教学笔记》拉比伊萨克.罗森伯格（纽约）
犹太人的教育当然集中体现在犹太教经学院中。犹太教经学院也叫叶示瓦（Yeshiva），这个词语来自希伯来语中的“坐，坐，坐在一起互相学习”之意。这个概念来自于以下的事实：人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学习（他们通常在安息日，一起学习律法和传统文化）。在以前，并没有叶示瓦这个说法，这个词语被用在拉比犹太教学院里是源于“巴-米德拉西”。当时可以被解释为“学习的场所”。在这些场所里，学生们聚集一堂，不断辩论并且研究犹太教法典，从一个观点不断引起另一个观点。这样的方式被叫做“哈伐如塔”，意思是朋友们聚集一起。这个词语来自于词语“哈伐”，它的意思是“来参与并且成为学习的朋友”，在早期的拉比犹太教中，关于这个传统的定义被叫作“祖葛特”或者叫“成对成双”，因为伟大的拉比在对学问的反复争辩中被习惯沿用“成对成双”式的学习法则。在反复辩论间，人们才可能得到对犹太典籍更深意的理解。而这，也就逐渐演变成叶示瓦的一贯方式，也就是反复提问和回答。
一个礼拜至少有四天的早晨，学生们要专门学习犹太教法典，有三个老师会帮助学生由低年级辅导到高年级，帮他们提高塔木德学习技巧。第五个早晨学生要专门学习犹太哲学，譬如女权主义和迈蒙尼德。下午的时候，学生们要学习包括圣经、哈拉哈精义（犹太律法部分），密西拿和米得拉西。学生们可以在余下的时间，例如傍晚的时候，自由组织团体或者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学习。在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学生已经学完米西拿，他就需要开始学习犹太教法典，然而在学习犹太教法典之前，他需要先掌握怎么去学习犹太教法典的方法，之后才可以允许去学习犹太教法典正文。因此，掌握怎么去学习犹太教法典，这个问题比正文内容更重要。学生们要去了解对于犹太教法典里出现的段落里，学者们提出问题，学者们又是如何解决它们的。这些类似的法典风格是需要花时间去吸收的。
我们要了解犹太人学习的传统，不管他们是钟表匠或者鞋匠还是农夫，他们农作后就学习法典。在任何正统的犹太教学校里，老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譬如一般大学里的老师的重要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而且他在学生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有时间教导学生。当一天开始的时候，学生被指定学习一个段落，老师会指定他们分成几个两人一组的形式进行辩论（以解决这个段落里的难题和纷乱），当这一天结束的时候，老师会叫他们说出从这样的辩论中得到的有价值的和尖锐的观点和难题。犹太教经学院与其说是一个学习法典本身的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学习“学习方法”的机构。对那些希望了解上帝的律法和犹太人思维方式的学生，犹太教经学院是一个最好的机构。拉比在早上召集学生，给予犹太教法典的其中一章，指明他们需要在那天需要学习的章节，然后当晚上拉比召集他们，询问他们一天学到的东西，当然，这是为了防止学生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迷路走到错误的思维道路上去。拉比说，学习要带着信心，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掌握着别人所没有掌握过的学习技巧。怎么去分析犹太教法典里争论的部分？譬如最典型的《巴巴.迈茨阿（塔木德中门书卷）》部分，学生应该要掌握如何学习里面的任何一章节。首先要知道某个拉比说出某个观点背后的环境，其次要拿这些论点和法典里其他类似观点进行比较。
------《犹太百科全书》纽约
“你用你的慷慨给予我们以学识，并且教导我们以理解万物的能力！请赐予我们以知识、理解力和智慧！衷心地感谢您，万能和永恒的、并慷慨赋予我们学识的伟大的上帝！”
----犹太人日常祈祷书《阿密达.十八祝词》的第四段
几年前，我的学习伙伴和我一起在迈尔犹太经学院学习。有一次，当我坐在图书馆里读书的时候，突然，两个坐在我们前面的18岁左右的孩子发生一场激烈近乎“暴力”的争论。他们激烈而又疯狂地指手画脚，近乎歇斯底里的操着丰富的手势，争论时不惜把手指顶着对方的下巴，事实上，他们差点都要打起来了。我和我的同伴看到这一幕，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在图书馆里，如果你小声的争论，即便声音很小很小，也会引起周围人的愤怒的眼神。但是在这里，两个只有我一半岁数大小的男孩，竟然无视这样的默认的规定，难道他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下学习塔木德吗？最后我才明白，他们从小形成的教育环境和传统，使他们智力训练比较活跃，使他们甚至强制性的去接受很多信息。从10岁到11岁，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每天花很多时间和同伴一起学习犹太教法典，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针对每一个观点和对方进行反辩。他们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方式下，真理才有可能产生。
犹太教经学院鼓励他的学生质疑和挑战一切权威，正因为如此，我认识的很多经学院的学生对很多问题都不会随便简单的回答，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知道的角度不够多，还需进行大量的分组辩论。对塔木德的研究，一般采取形式上和科学研究差不多的逻辑思考，譬如，假定一个假设的想法成立，然后去用很多律法和事实验证这个想法。实际上，犹太教经学院更喜欢用研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文本。在这样的学习下，学生们当然容易产生非常敏锐的感知，尤其在科学、医学和法学上更是这样。
犹太教经学院培养了很多高素质的人才，一个犹太教领袖曾经说过：“很多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物都来自于犹太经学院，你想想，如果没有犹太经学院，那我们该去哪里找那些聪明人呢？”而很多研究数据表明：年轻的犹太经学院学生的数学成绩远远高于一般的测试标准，虽然在那里，人们只用很少的时间去专门学习数学，但是这些学生很轻易就可以进入计算机软件行业，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很多时间进行正规的训练，但是一个美国软件专家摩根.斯特恩（当然他也是犹太人）说的那样：对一般员工进行培训的时间是1年的话，那针对犹太经学院出来的小伙子们，他们只需要3个月左右时间就完全可以胜任差不多所有的软件设计工作。根据他的说法，塔木德学生的素质是：思维非常有韧性，对于进入知识的细节很有能耐，并且在阅读程序语言的时候，很容易用一些方式在短时间里就领悟其中的陷阱和悖论。
对塔木德的研究，鼓励尖锐的思索，关于这一点，诺奖的获得者之一物理学家埃西多.拉比曾经对他的同事奥本哈默（他是曼哈顿原子弹工程的领导之一）埋怨说：他用了太多时间去研究印度的东西而不是犹太教法典，如果他去学习塔木德，他会成为一个更伟大的物理学家。他评价奥本哈默说说：“我从来没有遇见比他思维速度更敏捷的人物，但是，如果他想更深刻更敏锐，真的需要去好好研究犹太经学院的方式。”
------约纳坦.罗森布鲁姆
典型的犹太教经学院学生的日程安排:
7:00am---早读课
7:30am---晨祷
8:30am---犹太律法精义学习
9:00am---早餐
9:30am至中午---学习塔木德的课程（主体）
12:30pm--犹太伦理课讲座（有时这个被免除）
1:30pm--午餐
2:45pm---午间祈祷
3:00pm----犹太伦理学研究
3:30pm至傍晚----学习塔木德的课程（主体）
7:00pm---晚宴
8:00pm---审查一天学习的成果，或自由选择性学习
9:25pm---犹太伦理学研究
9:45pm---晚间祈祷
10:00pm---选择性自由学习
这个日程不包含安息日以及其他节日
----维基.叶示瓦选段
犹太学校原则上采纳精英主义思想，但不意味着将少数出类拔萃的学生集中到一起进行教育，而是编制成小班进行授课。比如说，一个年级的编制本来是二十人，如果精英学生超过二十人，就限定一个年级为四十人。这种情况下必须配备两名助教。因为是年级的人数少，所以老师可以对学生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学生也可以做到亲密无间，宛如一个家庭中的兄弟。我的女儿以前在洛杉矶的犹太学校就读。在她们一年级的班里，是23名学生配备一名老师和一名助教。授课的进度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各人的能力改编教材，然后进行分组。个人能力的差异是无法改变的，但老师们能做到让所有学生的成绩都在中等水平以上。
学习好的学生在成人仪式后还要进入专门研究《塔木德经》的学院进行学习。这里每个班级的定员更少，只有十名到十五名，而且学习内容也是高密度化的。学院的很多学生一到自习时间，就会两人一组研究《塔木德经》，一边阐述自己的见解，一边进行记忆。当然，不论是选择一人自习，还是选择两人研讨，都必须拿出两种以上对于课文的不同见解。这样一来，学习本身就更具有客观性，而且学生们可以从相左的见解中取长补短，在每个独立板块上整理自己的论点。在教师里，他们还要听取其它小组的论点和聆听老师的说明，最终形成自己系统性的解释。对于《塔木德经》中的每个事例，你可以进行演绎，也可以用归纳法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塔木德经》既需要横向的思考也需要纵向的探索。对学生们来说，具备全方位的思考方式是十分必要的。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思想狭隘，或者是拘泥于条例，是不可能理解《塔木德经》的。
在研究《塔木德经》的学院里的学生里，很多都是从早到晚一直学习的。经常可以看到他们捧着书，口中不住地读着什么。这种学习热情真让人感慨。在纽约的研究生院，我总能从自己的研究室听到念书声。如果仔细听，就会发现声音抑扬顿挫，节拍宛如日本的民歌。如果靠近一些听，就会发现那是隔壁的教授在朗读《塔木德经》。犹太人的学习方法可以称作“投入学习法”吧。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会动用全身的器官进行辅助。按照我们的做法，学习就是默读课文，重要的地方用红线和蓝线标出来或将其抄到笔记本上进行整理。虽然这样可以为了应付考试而有效地背诵，但考试结束后，记忆的东西大半都忘掉了。像前面所述，犹太人学习是将眼睛看﹑口读﹑耳朵听等各种方式综合起来，而不是单纯地阅读。课文虽然单调，但他们可以用一种旋律来吟读。这种旋律和他们以圣歌为原形改造的歌曲（做礼拜时吟唱）的风格一样。无论是《圣经》还是《塔木德经》，他们都用这种旋律来吟读。犹太人读书的时候，除了抑扬顿挫地朗读，还要按一定的节律左右摇摆。他们一边用右手按着课本，一边动用所有能想到的身体器官，按照文章的意思，将自己完全投入进去。同时使用看﹑读和听，比单纯默读的学习效果好多了。犹太人早礼拜的祈祷文有150页左右，如果每天早晨都反复朗读，谁都可以记住。一旦你的记忆容量变大了，你的大脑就有能力不断地储存新的信息。普通的犹太人当中很少有人能用希伯来语将《圣经.旧约》全部背诵出来。《塔木德经》的研究者中有人能记住经文的全部内容，他们就是用带有节律的吟读的方式将《塔木德经》"印"到大脑里面去的。
------手岛佑郎
11，尊敬老者和有智慧的人！12，尽心学习托拉并尽心教授它！13，靠近那些通晓托拉的学者如同靠近上帝！14，不许妄自增加戒律！15，不许妄自减少戒律！16，每个人都有责任书写托拉传播教导以色列人！
---《犹太教613条诫命》
瑟斯.葛顿曾经寄给我一些很棒的关于阅读他人程序代码时的建议，他这么给我写道：
“在一家以色列的犹太教学院念了大约八个月的书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波士顿担任技术文件写作人员。大约一年前，我和另一位同事试着读懂一支用yacc及Perl写的丑陋程序，它的目的是用来产生我们的一些文件。把整份程序印出来之后，我们坐下来几乎是一行一行地检视。「由于yacc的原理是这样，所以它碰到*这种*数据会执行*这个*函数 ... *这行*是干什么用的？ ... 在*这个地方*这一沱数据看起来像什么？...」别的同事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就告诉他：「这就像读犹太法典一样。」以下这些阅读犹太法典的技巧我想对阅读程序也会有帮助：
（1）成对进行，并将想法大声念给对方听。
（2）讨论。若你的伙伴说「这个代表 X」但你却不了解个中原因或有不同意见时，请他说明原因。
（3）在阅读程序时，有时候先读完前后的程序*之后*，中间的部份会较容易了解。若你读到一段程序卡住时，先试着跳过去，之后再看看能不能重读一遍（但你最终还是得回来）。
（4）程序的内部运作及外部用法都要理解。了解内部运作时，应将一段一段的程序翻译成中文（或是你自己的母语）；观察外部用法时，应将一大段程序转换成直觉的概念。若只看内部运作，难免见树不见林；若只看外部用法，却又难免流于猜测而未佐以具体的细节。”
谢谢你，瑟斯！这些真的都是很棒的建议！
-------乔尔.斯柏斯基
艾伦.梅勒（Alan Mehler）以前来自犹太教经学院，他简直成了我的导师，尽管我以前习惯于在班级做那类最小的学生，但是我发现我已经落在这个比我自己小四岁的年轻人后面。他喜欢等到解释实验的每一个特点，并预测每一种可能的结果后才动手做实验。他的推断力让我折服，但问题是他常常对一个几分钟内就可以知道结果的实验冥思苦想几个小时，有一次，我看到一向温和、诙谐的奥乔亚也对此大为恼火。当时，对一个常规操作，梅勒又像犹太教法典一样一成不变地提问：“这样做真的有必要吗？”奥乔亚脸涨得通红，激动地直挥手，气急败坏地说：“有必要，有必要，是的，绝对有必要！”
----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他是非常伟大的生物学家）
从苏美尔人最初的刻写板开始，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用来大声念出，因为这些符号隐含有一种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就是它们的灵魂。古代的名言scripta manent, verba volant——在我们的时代，其意思变成“书写之字得以留存，口说之语消失无踪”——表达出一种截然的对比。此名言之用意是为颂赞大声念出的话语，谓其带有翅膀，可以遨翔；相比之下，书页上的沉默文字只是静悄悄不动，一片死寂。面对书写的文本，读者有责任把声音添加到这些沉默的字母（scripta）上面，好让它们变成——依《圣经》的细致区分来说——口语（verba），也就是精神（spirit）。犹太教典籍的原始语言——阿拉姆语（Aramaic）和希伯来文——并未将阅读活动与言说活动加以区分；两者都用同一个名称来表示。
在圣典中，每个字母与字母的数目和其排列顺序都是由神所口述，欲达到完整的理解，不只需要用眼睛，也需要整个身体的配合：随着句子的韵律摆荡，并将圣言喃喃念出，免得有任何神意在阅读中不慎流失。我的祖母用这种方法阅读《旧约》，嘴上念出其文字，并随着祈祷文的韵律来回移动身体。我可以看见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人聚居的巴里奥德尔央斯（Barrio del Once）的昏暗公寓中，看着她的《圣经》，吟诵其中的古文。《圣经》是她屋内唯一的书本，其黑色封面的质感很类似她因年老而松垂的苍白皮肤。伊斯兰教徒也是以整个身体来参与圣典的阅读。在伊斯兰教里，圣典该以朗诵或默念的方式进行，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公元9世纪的学者汉巴尔（Ahmad ibn Muhammad ibn Hanbal）如此说：由于原始的《可兰经》——书之母，由阿拉透显给穆罕默德的上帝之道(Word of God)——既是自存，也是永恒的，它到底是只有在念出祈祷文时才显现，或是在给眼睛仔细浏览的书本上世世代代流传?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曾获得答案，因为，公元833年，他的问题使他遭到mihnah的非难，mihnah这是由阿拔斯王朝（Abbassids）的哈里发所设立的伊斯兰教宗教法庭。三个世纪过后，法律学者与神学家爱尔葛哈扎里替《可兰经》研究制订了一套规则，阅读和聆听他人朗读经文变成同属一个神圣的活动的部分。第五条规则规定说，读者必须慢慢地、清楚地阅读经文，以期能仔细思考所读之内容。第六条规则说“为哭泣……假如你无法自然地放声而哭，那么就强迫你自己哭泣，”因为理解圣言势必悲泣。第九条规则要求读《可兰经》时要“大声到让读者自己可以听得到，因为阅读意指对声音作出区别”借此可免受外界干扰所引起之分心。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选段
我昨天晚上，像平常一样的想起你。你近来一直瘦下去，出现所有营养不良的症候。虽然我知道你吃得不多，但应该也不至于少到会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地步才对。为什么食物在你身体里不能好好的消化？是不是你的消化系统有问题？还是其他的原因？例如缺乏空气？虽然我看不出来缺乏空气和营养的吸收之间，有什么关联。
如果是前面那个原因，那么把食物的养分直接输送到血液里，会不会是个好主意？例如利用静脉注射或吊点滴，把葡萄糖和必要的营养素送进身体里。或许这个办法值得试试看。问问西尔利医师，看他怎么说。问他为什么在正常的饮食情况下，你体重减轻得这么厉害。如果他认为你吃得不够多，那么吊点滴应该很有帮助。如果你已经尽量在吃了，也吊了点滴，那我们就尽了全力，能做的都做了。
你有没有做血液检查？血液里所含的营养成分够不够？是不是血液里虽然营养足够，但是细胞却没有办法吸收？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吊点滴或静脉注射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你现在是在哪一种情况？静脉注射会有效吗？问题出在哪里？是“消化系统到血液”这一段呢？还是“血液到细胞”这一段？问问西尔利。
我爱你，亲亲。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于1945年5月15日周二早晨写给阿琳的信笺选段（为什么选择这个内容放在这里？这是因为这是我读过的费曼信笺里最类似于塔木德逻辑的内容）
我们犹太会堂的拉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利昂·克罗内斯，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他想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学习犹太思想。利昂·克罗内斯拉比告诉我们，在常规意义上他不信上帝。他并不是想用他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吃惊，而是想让我们开展伦理和哲学辩论。那些讨论使我第一次接触“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但我从与克罗内斯拉比的谈话中所认识到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存疑和探索智慧的感觉，这种素质在以后成为我思想的核心。
-------罗伯特.鲁宾的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
我是在希伯来、阿拉姆和意第绪（有些人认为后者不是一种语言）这三种死的语言及古巴比伦发展出来的塔木德经典的文化熏陶中长大的。我上课的小学是一间屋子，老师在里面吃饭睡觉，师母也在里面做饭。我在小学不是学习算术、地理、物理、化学和历史等课程，而是学习一些相关律法，得知怎么处理节日时生下的蛋，以及如何在两千年前就摧毁的圣殿里祭祀。虽然我的祖先在我出生的六、七百年前就定居在波兰，可是我懂得的波兰语并不多。我们住在华沙一条也叫做「隔都」的克露可马拿街。当时俄国占领的波兰地区的犹太人，事实上，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住的地方，我这个在各方面都落伍的人并不知道，就如同我也不知道我和我们的邻居萧莎的友情会跟爱情有什么关系一样。萧莎是则里格和芭舍拉夫妇的女儿。爱情只发生在星期六安息日会上那些刮掉胡子，抽烟的、善于处世的少男和穿着袒胸露肩的短袖衣服的少女之间。这种傻事不会发生在像我这个来自犹太哈希德教派家庭，且在小学念书的七、八岁男孩身上。
可是，我仍然被萧莎所吸引，我总尽可能地走过从我们家到芭舍拉家的那条走道。萧莎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在我们住的那栋公寓里，我被公认为神童，会背诵塔木德经里几页革马拉和几章密西拿，会用意第绪文和希伯来文写文章，而且已经开始在思索上帝、神旨、时间、空间和永恒这些问题了，而萧莎却被认为是一个小傻瓜。九岁了，说话像六岁的小孩，她父母送她到公立小学念书，她也留级了两次。萧莎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梳着辫子，头发放下来时，就披在肩上。她的眼睛是蓝色的，鼻子挺直，脖子很长，长得像她妈妈，而她妈妈年轻时被公认是个美人儿。她的妹妹依琵，小她两岁，比较黑，像她爸爸，左腿缠着绷带，走路一瘸一拐。特蓓拉，最小的，还是个婴孩。我去芭舍拉家时，小婴孩刚断奶，睡在摇篮里。
有一天，萧莎哭着回家，被学校开除了，她手里拿着一封信，信上说学校没有可以安插她的地方。她带回了两本书，一本是俄文的，另一本波兰文的，还有一些练习本以及一个装着钢笔和铅笔的盒子。她没学会俄文，但会读波兰文，很慢。她的波兰文教科书上有些图片，里头画有村庄小屋，还有一条牛、一只公鸡、一只猫、一只狗、一只兔子，和一只雌鹳鸟在巢里喂着小鹳鸟。萧莎会背书上的几首诗歌。她爸爸，则里格，在皮革店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他有一把又短又圆的黑胡子，住在我们这个楼房的哈西德教徒说他是特意修剪成那样的，这违反了哈西德教规。他总穿着比较短的轧别丁衣服，有硬领，且戴领带，穿的鞋子是小山羊革制的，鞋子上面是橡皮的。每个星期六他到一些零售商和工人常去的犹太教堂做礼拜。
虽然芭舍拉戴假发，但她并不像我母亲那样剃了头。我父亲格瑞丁格是一位拉比，我母亲常常跟我说，身为拉比的儿子，又是革马拉经学的学生，这样的身分去跟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做朋友是不对的。她警告我不可在芭舍拉家吃任何东西，因为芭舍拉很可能请我吃些教规严格禁吃的不洁净的肉。我父亲格瑞丁格世代都是拉比，出过好几个写圣书的学者，而芭舍拉的父亲只是个皮货商，则里格在跟她结婚前又当过俄国陆军。我们家的孩子都爱模仿萧莎说话的样子，因为她说意第绪语常说错，她从没说过一句完整的意第绪话。叫她到杂货店买东西，她也会把钱丢掉。邻居劝芭舍拉带她去看医生，说她的头脑好像没有发育好，可是芭舍拉没有那种时间，也没有那种钱。但有什么用？芭舍拉本人也跟小孩一样幼稚。鞋匠麦克说过，就算有人对她说她会怀孕生下一只小猫，或对她说一条牛能飞过屋顶，生下铜蛋，她也会信以为真。
芭舍拉家跟我们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墙壁上都是排着一列一列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籍。我弟弟莫以舍和我没有玩具。我们用一只坏笔，一个空墨水瓶和一些纸张，还有我父亲的书籍玩耍。我们的客厅没有沙发，没有布面的椅子，我们没有装抽屉的衣柜──只有装着卷轴的方舟，还有一张长桌和几张凳子在安息日供人祈祷。我父亲整天站在读经台，查看一大堆摊开着的大书。他是位撰写犹太经典注疏的学者，想要从各种注疏的学者之间相互评击矛盾中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他长得很矮，有一把红色的胡子和一双蓝色的眼睛，而且抽长烟斗。我开始有记忆以来，就常听他一再地说「这不许，那不许」的词语。我要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违规的，我不许画人像──那违反了第二条戒律。我不许说反对其它男孩的话──那是诽谤。我不许对别人笑──那是嘲笑。我不许编造故事──那表示说谎。
在安息日礼拜上我们不许碰烛台，不许动钱币，不许做任何我们觉得有趣的事。父亲总不时地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道走廊，我们必须在那里学习犹太律法，做各种好事，这样我们到达另外一个世界时，才有善报。他常说，「我们到底能活多久？你一回顾，一切都已过去了。任何一个人犯了罪，那些罪恶就会变成魔鬼、恶魔或恶鬼。死后它们追逐他的尸体，拖着他的尸体经过荒凉无人烟的森林或沙漠。」
-----艾萨克.辛格《萧莎》选段
我并不确切知道，为什么在乌克兰出生的父亲，必须在平斯克报名报兵役，但母亲是在平斯克街头见到他的。他是一位修长、漂亮的年轻人，母亲一见钟情，甚至敢向其双亲说起他。后来找来了媒人，但是为了作些所谓的技术上的安排。但从她和我们看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她设法使她的双亲也同意，认为一见钟情就够了，虽然我的父母是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没有钱，他的家族也毫无显赫之处。不过有一条可以补偿一切的条件，他不是无知的人。孩提时他曾在犹太教神学校读过一阵子书，熟悉《妥拉》（摩西五经）。我的外父充分考虑到这点，虽然我一直怀疑他也受了下列事实的影响：母亲对任何重大事情决不改变主意。
父母亲的性格完全不同。父亲，摩西.伊茨哈克.马博维奇，是个细长个儿，面貌清秀，基本乐观的人，向来非常习惯于轻信人——除非后来证明他错了——总的说来这个特征使他的一生在世俗关系中是失败的。简单的说，他可能被称作一个无辜，一个在环境稍好一点的情况下，也许更有作为的那种人。布卢德，我的古铜色头发的母亲，美丽，有活力，聪明，远比父亲世故和有事业心，但同他一样，天生乐观，很善交际，不管怎样，星期五晚上我们家总是坐满了人，大多数是家庭成员。我记得有成群的远近堂表兄弟姐妹和叔叔阿姨。他们没有一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但他们继续活在我的心灵中。他们在我们厨房围着桌子坐着，举杯喝茶，在安息日或其他假日则延续几小时地唱着——我还记得双亲盖过别人的甜美的声音在屋中荡漾。
我们不算一个特别信教的家庭，我的父母亲当然遵守犹太人的传统，饮食按照犹太教的食物卫生习惯，所有犹太节日都要庆祝。但宗教——从它能同犹太人的传统分开的意义上来说——在我们生活中作用很少。我记不起我在孩提时曾常常想到上帝或向我个人崇拜的神灵祈祷过。虽然我长大一些时——我们已经在美国居住——我有时同母亲为宗教问题而争论。记得有一次她要向我证明上帝存在，她说，“比如说，为什么天会下雨，下雪？”我向她解释学校里学到的有关雨的常识。于是她就说，“那么，果尔黛莱，如果你那么聪明，你就让天下雨吧！”由于那时没有人听到过人工降雨，我想不出答案来。至于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的说法，我从来不十分同意。看来更有理由相信的不是上帝挑选了犹太人，而是犹太人是首先挑选上帝的人，历史上作出真正革命性创举的人，正是由于这一选择，使他们成了独一无二的人民。
----《梅厄夫人自传》选段
在他（亨利.基辛格）移民后，他在纽约一所高中的老师（数学老师安妮.辛蒂班德）回忆他说：“他是所有德国犹太难民学生中最认真，也是最成熟的一个，我觉得德国犹太人学生与本地生相比态度都更认真些。”亨利的一个同班同学说道：“我们当然得拼命认真地学习，否则，对我们这些犹太难民来说，除了好好上学然后上城市学院外，我们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今天的孩子们都拿那些拼命学习的开玩笑，可那时，我们清一色都是拼命学习的家伙。”他补充一句笑道：“特别是亨利！”亨利.基辛格对犹太教育的印象当然不能因为大屠杀而被抹灭。在他幼年的时候，他上过非常传统的犹太学校，当然，那里的学校不大，每个年级只有30名学生，男女生各占一半。在当地的公立学校系统拒绝接收犹太人入学后，纽伦堡许多犹太儿童便大老远跑来那里去上课，这时每个年级人数便增长到50人，在这里，宗教是大事，每天，亨利.基辛格和朋友们都要花两个小时学习《圣经》和犹太教法典。
----《亨利.基辛格传》纽约
我闭目回想，顷刻之间，他那真切的、栩栩如生的独特形象就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又看见他坐在方桌旁，那脏得发灰的大理石桌面上堆满了书籍和信件。我看见他坐在这里，顽强地、静静地、用全神贯注的目光透过镜片入迷般地盯著书本；他坐着，读着，用鼻音自言自语地嘟味着什么，上身连同那暗色的带斑点的秃头顶前后晃来晃去——这是在东方犹太初等教会学校里养成的习惯。在这里，他在这张桌旁，总在这张桌旁诵读书目和书籍，用的是犹太学校传授给他的读书方法，轻吟浅唱，摇头晃脑，宛若一个黑色的前仰后合的摇篮。正如孩子们在悠悠然的催眠曲中进入梦乡，失去对世界的知觉那样，笃信宗教的人们认为，闲着没事儿，这么有节奏地上下摇动身子容易使人在精神上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之中。
的确如此，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雅可布·门德尔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在他旁边，玩弹子的人喧哗诉骂，记分员跑来跑去，电话机丁零零地急响，人们擦地板、生炉子，他都一概毫无觉察。有一次从炉子里掉下一块烧红的炭，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镶木地板已经烧焦，冒起烟来。当时有个顾客闻到一股刺鼻的臭气后，冲进房里来，急忙将火扑灭；而他——雅可市·门德尔，近在咫尺，并且被呛人的烟气熏着，竟一点都没有发现。这是因为，他读书就像别人做祷告，像狂热的赌徒在赌牌，像酿配醉汉死盯着空中；他读得那样感人，那样忘我，使我从那以后总觉得其他人读书的态度都显得草草不恭。在雅可布·门德尔这个来自加里西亚的小小的旧书商身上，我当年作为一个年轻人第～次认识到什么叫全神贯注，正是它造就出艺术家、学问家、真正的哲人和地道的狂人，看到了完完全全的沉醉造成的悲剧式的幸福和厄运。
领我去见他的是大学里的一位年龄较我稍长的同事。我当时正研究一位即使在今天也还不大出名的帕拉采尔斯派医生和催眠术专家梅斯梅尔，但成绩不佳；可资参考的著作不够，我作为一个坦直的新手求助于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却很不友好地嘟吹道，应当由我，而不是由他来指出书目。就是在那时，我的同事第一次提起了旧书商的名字。“我领你去找门德尔吧，”他答应说，“这个人什么都知道，什么书都能搞到。他能从德国任何一个无人问津的旧书铺里给你找到最冷僻的书。这是维也纳最有见识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怪人，一个老蛀书虫，但他所属的族类正濒于灭绝。”
---茨威格《书商门德尔》选段
人们披上祈祷巾，戴上祈祷盒；他们用皮带束在脑袋和胳膊上，把脑袋罩起来。他呢，惊奇地望着他们，好像他，雅夏，是个异教徒，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场面似的。头一批挑选出来的信徒已经集合起来在默诵祈祷词。年轻人留着长鬓脚，戴着便帽，束着腰带，坐在桌旁，开始学习《法典》。他们摇晃着脑袋，做手势，扮鬼脸。会众沉默了很长一会儿。他们在默诵十八段祝福词（阿密达）。后来，领唱人唱起那崇高的十八段祝福词来。每一个字，在雅夏听来，都异乎寻常的陌生，却又异乎寻常的亲切：“感谢主啊，我们的上帝和我们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你赐予慈爱和拥有一切。你以慈爱支持活人，以伟大的仁慈复活死人，扶持将要跌倒的人，治愈病人，释放被束缚的人，信任长眠于尘土中的人。”雅夏把这些希伯来话翻译出来，考虑着每一个字。真的是这样吗？他问他自己。上帝真的这么好吗？他太软弱了，没法答复他自己。他有一会儿不再听到领唱人的声音。他似睡非睡地打起吨来，尽管他的眼睛一直睁着。后来，他惊醒过来，听到领唱人说：“心怀仁慈，回到耶路撒冷，你的城市，去；正如你所说，居住在那里……”努！这话他们已经说了两千年了，雅夏想。但是耶路撒冷仍然是一片荒野。他们毫无疑问还会再说两千年，不，一万年。
原来是这样？他们也希望回到耶路撒冷？雅夏对他自己说。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把立陶宛犹太人看做半犹太人，是个异己的教派。他只能勉强听懂他们讲的意第绪语。他看到会众中间有些胡子刮光的男人。刮掉了胡子再来祈祷，这算什么呢，他问他自己。也许他们是用剪子剪的——这样犯的罪过小一点。不过既然一个人信仰上帝和犹太教的经典，那为什么要折衷呢？如果真有一个上帝，他的律法都是正确的话，那他就必须日日夜夜受到侍奉。一个人在这个腐烂了的世界能活多久呢？雅夏走进教室。满屋子都是人。人们在研读《法典》。阳光从窗外透进来，斜斜地投下一道道充满尘埃的光柱。留着长鬓脚的年轻人摇头晃脑地读着《法典》，叫着，唱着，彼此用指头戳戳，打着手势。有一个脸上一副怪相，好像在发胃病，另一个挥着大拇指，再有一个捻着腰带上的穗子。他们的衬衣上尽是污垢，硬领松开着。有几个人还没有老，牙齿就掉了。有个人的黑胡子长成一撮撮—一这儿一撮，那儿一撮。另一个小个子的胡子却红得像一团火，脑瓜刮得光光的，脑壳边上垂下两络黄色的鬓脚，长得像辫子。雅夏听见他在叫：他们要他赔小麦，他只肯赔大麦。
难道上帝的意愿是这样的吗？雅夏问他自己。这一套关于小麦和大麦的交易。这只是做买卖的学问。他想起了反犹主义者的叫嚣：《法典》无非教会犹太人怎样当骗子罢了。这家伙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有家小铺。他如果眼前还没有，早晚会有的。雅夏在书架附近找到一条没人坐的板凳。坐下来真舒服。他闭上眼睛，倾听念犹太经典的声音。青少年那种尖声尖气的嗓音同老头儿那种嘶哑而嘟嘟嚷嚷的声调交织在一起。人们叫喊、咕联、吟唱、吐露一个个单字。雅夏回想起沃尔斯基有一回喝伏特加的时候对他说过的话：他，沃尔斯基，并不是反犹主义者，不过波兰的犹太人在欧洲的中央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巴格达。据沃尔斯基看来，同犹太人相比起来，哪怕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也好算文明的了。话说回来，那些穿短斗篷、刮胡子的犹太人都一心想要把波兰俄罗斯化，要不就是革命党人。他们常常同时既剥削又煽动工人阶级。他们是过激派、共济会会员、无神论者、国际主义者，企图掠夺、支配和糟蹋一切。
一片沉默笼罩着雅夏。他可以被看作是这些不留胡子的犹太人中的一分子，可是他发现他们要比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更陌生。从小时候起，他就一直待在宗教信仰虔诚的人的圈子里。甚至埃丝特也按照犹太人的风俗来持家，饭菜都按教规办理。这种人也许太像亚洲人了，那些开明的犹太人认为，不过他们至少还有信仰，有个精神上的祖国，有历史和希望。除了他们那些管理买卖的法规，他们还有哈西德派文献，他们还研究自己的卡巴拉神秘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可是那些被同化的犹太人有什么呢？自己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了。在一个地方他们讲波兰语，在另一地方讲俄语，在另一些地方讲德语和法语。他们闲坐在波斯人咖啡馆，或者赛摩台尼咖啡馆或者斯特拉斯贝格咖啡馆里，喝喝咖啡，抽抽烟卷，读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讲讲笑话，引起一片总是叫雅夏感到不舒服的笑声。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老是在策划革命和罢工，尽管这些活动的受害者总是穷苦的犹太人，他们自己的兄弟。至于他们的女人呢，她们装饰着钻石和驼鸟毛，跟男人鬼混，惹得基督徒们眼红。
说也奇怪，雅夏一踏进祈祷室，就会开始估量自己的心灵。不错，他过去疏远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但是又没有投奔那个被同化的犹太人的阵营。他失去了一切：埃米莉亚、他的演出生命、健康和家庭。埃米莉亚说过的话在他耳边回响着，“您一定跟上帝缔结了什么盟约，因为他当场惩罚了您。”是啊，上天对他严密地监视着。也许这是因为他从没放弃过信仰。可是他们要他怎么办呢？当天早些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做——那就是该坚持走正直的道路，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像他父亲的父亲过去那样。可眼下他又受到种种疑惑折磨了。为什么上帝需要这些带风帽的大衣、这些鬓脚、这些便帽、这些腰带呢？还得有多少代人要为了《法典》争辩呢？犹太人还要拿多少新的清规戒律加在自己头上呢？他们盼着弥赛亚来临已经两千年了，还准备等待多久呢？上帝是一回事，那些人为的信条是另一回事。可是没有信条，人能够侍奉上帝吗？他，雅夏，怎么落到眼前的困境的呢？如果他穿上一件有穗子的衣服，每天祈祷三回，就肯定不会纠缠在这些男女私情和其他越轨行为中。宗教信仰就像一支部队——必须有纪律才能指挥它行动。一种抽象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引导人作恶。教堂就像军营；上帝的士兵在那里集合。
------艾萨克.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选段
塔木德是一部学问极深的巨著，其中的革马拉是用古犹太语－阿拉米语写成，如没有资深的拉比进行讲解，一般现代犹太人很难理解。另外若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很难体会其中的深妙。人们在年少时忙着在校学习，长大又忙着工作。渴望学习塔木德的愿望只能等到退休后才得到满足。当今在以色列，不分各行各业，人们退休后的首选几乎全是学习塔木德。这已成为当今以色列的社会风气。
我参加了一个塔木德学习小组。这小组有五名学员、一名拉比，年龄都在67－72岁之间。只有我不到60 ，算个小老弟。所有的成员包括拉比都有博士学位。他们是 ：空气动力学教授，遗传学教授，地质学家，万吨轮船长。他们的经历很相似，都是40岁左右从英国来以色列。我们的拉比原本是一位数学博士，从美国来。学员们挑选一位数学博士拉比讲课，用心良苦。其实在以色列找个能讲塔木德的拉比很容易。但其中很多是“土鳖” 拉比。这种拉比虽从小就在托拉和塔木德中摸爬滚打，但他们不懂自然科学，外文一字不识，缺乏从大视野、从现代的角度理解古代著作。所以我们学习小组请了一位学自然科学出身的拉比。要知道，找这样的拉比在整个以色列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每名学员都付出了高昂的学费。
学习小组每周晚间学习两次，分别在各家轮流。由于我家不在耶城市内，平时不在我家，只当过节时来。讲解时拉比先念一段，进行一般的讲解。然后向大家发问，看看大家是怎么理解的，之后再做深入讲解。我们提问越多，拉比就越高兴。 有时大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一个问题讨论好几个月。比如在塔木德的巴瓦－麦资阿 62Ａ中讨论了一个情况。在沙漠中有两个人，一个没带水，另一个只带够自己用的水。那么这两个人该怎么处置这水。著名的哲人本－帕提拉认为两人应分享水，即使这会导致两人都死。很多人反对这一做法，认为活一个总比死两个强。原则上来讲，虽然活一个比死两个强，但问题的关键是谁死谁活。在塔木德中说，经过大家热烈地讨论，最后著名拉比阿凯瓦的观点被全体接受，即两人都不能认为自己有优先生存的权力。其实阿凯瓦所解决的只是道义层面上的问题，至于具体怎么办仍没解决。
----范雨臣《生活在约旦河西岸》选段
我不禁一次次发问：犹太人何以如此聪明智慧，何以推拥出了这么多的天才思想家呢？思来想去，很难理出端绪。渐渐地，我发现这些犹太思想家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犹太传统的叛逆。斯宾诺莎因其异端思想而被开除教籍，海涅放弃了犹太教而改宗基督教，马克思在6岁时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而后来成为无神论的旗手，弗罗伊德并不信仰犹太教，柏格森梦寐以求的是加入天主教，赫茨尔、胡塞尔，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则似乎没有表现出对犹太教的任何感情。其他的思想家如斐洛、迈蒙尼德、门德尔松、科恩、布伯等，虽然坚持犹太教的信仰，但是无不对当时正统宗教提出了质疑、非议和改造。每每想到这些，我就情不自禁地这样想：缺乏叛逆精神而固守在传统之内的犹太人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换言之，自己不首先成为世界主义者，其思想就不可能跨越民族和传统的藩篱而登上世界级思想家的峰岭。然而，他们又是传统的得意者。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酷爱学习。犹太经典《塔木德》中有一篇《先贤遗训》（Aboth，汉译《阿伯特：犹太智慧书》），其篇幅不过几十页，而其中教导犹太人勤奋学习的地方却随处可见。犹太人重视教育，视师如父，喜欢藏书、酷爱读书是有名的。被流放到英国的马克思有时曾困窘到衣食无着，然而，他依然坚持到大英博物馆刻苦读书，以至在地板上“永远”地留下了他的脚印。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后孤身一人，贫困潦倒，靠磨制镜片为生，但他对学习却孜孜不倦，最终以空前绝后的几何学方法著就独特的体系，成为卓然大家。……不论是在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在今天犹太人最集中的美国，犹太人受教育的水平都是最高的。有谁能说，犹太人之出了这么多思想家，不得益于其酷爱学习的传统呢？
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最富有批判和挑战精神。《圣经》先知书中记载了诸多犹太先知的言行。先知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们抨击朝政，针砭时弊，预言未来。疾恶如仇、无私无畏是其典型的品质。先知精神遗传给了后来者，包括那些离经叛道的犹太人。且不说斯宾诺莎是第一个以历史的方法批判《圣经》的哲学家，也不谈马克思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且身体力行地诉诸“武器的批判”，只要稍稍提及弗罗伊德的“泛性主义心理学”，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的社会批判理论， 波谱在“证实原则”一统天下的英美哲学界独树一帜，偏要主张“证伪主义”，就足见其锐利的批判眼光和“反潮流精神”了。随波逐流者是不会成为世界级思想家的。他们得益于传统，所以自信而又自强。按希伯来《圣经》，上帝与以色列的三位始祖以及摩西立约，赐给他们“流着奶和蜜”的土地，佑助他们子孙繁茂，启示给他们十诫等613条律法，从而使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诚然，如犹太人自己强调的那样，“选民”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然而，谁也无法否认，选民意识体现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使之具有一种“天降大任”“ 舍我其谁”的神圣使命感。正是这样的选民意识和由之而来的使命感成为历代犹太人的精神支柱，使他们能够在极端困苦的岁月里充满自信，能够以难以想象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图强，自强不息，克服了历数不尽的困难和障碍，从而成就非凡。是的，有不少犹太人思想家并不欣赏“选民”概念，但是，有谁能够否认他们从其先辈、家庭和文化传统中，通过耳濡目染的熏陶，接受了选民的精神和使命意识，并使之成为激励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动力呢？
当然，他们得益于传统的还不止这些。和基督教的“博爱”与“来世精神”相比，犹太教更突出了“平等”、“公正”、“和平”和现实生活。这样的思想观念似乎比基督教精神更能激发人对现实社会、精神和文化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不仅如此，实际上这些观念也的确引导了犹太思想家的现实生活，并不同程度地融进了他们的思想体系之中。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多数犹太思想家属于传统的叛逆者，又说他们得益于传统，岂不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得益于传统者不必是传统的卫道士。犹太传统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男孩出生后8天接受“割礼”。儿童自有学习能力开始就在犹太小学学习希伯来语和宗教知识。男孩13岁、女孩12岁受“成年礼”。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圣日，每个家庭都虔诚地对待这个富有宗教内容的一天。逾越节、新年、赎罪日、住棚节、普尔节，以及婚礼、葬礼等，也都是生动的传统和宗教教育课。还有，犹太人特殊的“饮食律法”中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时时刻刻地影响着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从摇篮到坟墓”，犹太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和其宗教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的确，有许多犹太思想家背离了传统。但是，在思想上游离于传统网络之外并不一定能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脱离传统。传统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有时是潜移默化的。犹太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渗透在犹太人的血液里，也必然落实在行动上。谁敢说有异端倾向的、抑或被开除教籍的、甚至成为无神论的犹太人，就能够轻易地挣脱其传统的光谱呢？
再追根溯源就得从社会存在和文化、心理上看问题了。犹太人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被征服、被流放几乎可以说是其不可更改的宿命。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率领的巴比伦大军征服了当时的犹大国，丧失家园的犹太人被掠往东方的巴比伦达50年之久。史称“巴比伦之囚”。这是圣经时代最著名的一次“流散”。后来，波斯、希腊、和埃及帝国的入侵和统治接连不断，及至公元70年，庞培指挥的罗马帝国军队的铁蹄踏平了耶路撒冷，一把火将犹太教的圣殿化为废墟，犹太人不得不又一次开始了大流散，而且这一次竟然长达1878年，直到1948年现代以色列国的诞生才部分地结束了这次散居的历史。（现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只有370万，还有70%以上的犹太人侨居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散居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以至英语中专门有一个词来表示它，这就是Diaspora 。没有祖国的散居犹太人虽然也曾经有过与寄居国人民和睦相处的岁月，例如在8至11世纪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欢畅顺遂的日子，例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由于获得“平等权利”而欢呼雀跃，竟至许多犹太人靠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改信基督教的方式企图融入西方社会。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犹太人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散居的犹太人居住在被称为“隔都”的聚居区里，这是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贫困不堪的“独立王国”。他们的职业受到限制，只能从事受人鄙视的信贷或商贩等少有的几种职业。由于犹太人在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与基督教不同，而且他们常常“顽固不化”地我行我素，入乡而不随俗，因而时常遭到非议、责难、人身攻击和迫害。例如，某小孩被杀，就被认定是犹太人所为，认为其目的是用小孩的血做逾越节食用的无酵饼。黑死病流行，有人就说是犹太人在井里放了毒药。诸如此类。这样，犹太人遭到拷打和杀害的事件便屡有发生。就是到了19世纪，类似这样的反犹主义事情也司空见惯。一位叫做德雷福斯的法国军官仅仅因为是犹太人就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并被铃铛入狱，无辜地断送了青春和前程。正是这个事件直接导致赫茨尔在19世纪末扯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不仅如此，宗教对立和迫害也是极端严酷的。希伯来《圣经》被说成是被耶稣的《新约》所取代了的《旧约》；犹太法利赛人据说是杀害耶稣基督的刽子手，因而犯有不可饶恕的“弑神罪”（Deicide）；犹太人曾经是“上帝的选民”，但是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其“选民”地位已经被基督徒所取而代之；（直到二战以后，基督教才逐渐放弃了这些偏见）在中世纪还分别在巴塞罗那、巴黎和托托萨发生过三次旨在使犹太教屈服基督教的论战。如此等等。这些宗教的、经济的、生活方式上的差别和对立和种族主义结合时就使人变得愈加疯狂起来，因此，历史上屠杀犹太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最为骇人听闻的是二战期间希特勒导演的杀害600万犹太人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
不难想象，历史上散居的犹太人是处在什么样的文化状态和心理状态。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常人的尊严，没有人身安全，没有宗教自由甚至生存的权利，而这些都是正常人所需要、所渴望的。人是有需要的动物。人的需要有多种，其中有一种就是被需要的需要。当人感到不被他人或社会所需要时，被全然拒绝时，他是何等地失望或绝望啊！散居犹太人就是这样一群常常处在失望和绝望状态下的人。这些“没有”与“失望”，迫使他们成为无法融入西方主流社会而“被边缘化”的群体。被边缘化就意味着“孤独”，而孤独则又反过来成了思想家的温床。散居犹太人处在社会的最下层。处在社会最下层的最渴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因而最能发奋学习，忘我工作。一次反犹事件就是对犹太人心灵的一次震撼，一次次反犹事件就是对犹太人心灵的一次次震撼。当心灵受到震撼时，只有当自己的心灵受到震撼时，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才会产生石破天惊、震撼他人心灵的思想和观念。还有，散居的犹太人身处犹太教和基督教两种传统之间，不得不时常进行比较、对照和两教间的“对话”，其结果则极易产生超乎两者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新思想。总而言之，幽雅闲适的环境和状态培养不出思想大师。伟大犹太思想家的思想是生存挣扎的果实，是孤独无助的花朵，是辛酸血泪的结晶。
孟子曰：“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犹太人之有智慧，有大思想家出世，倒是应验了孟老夫子的这段至理名言。
----傅有德《犹太人何以智慧？》选段
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几乎从无例外，只要人数一多，学术就很快繁荣起来。德国犹太民族的文化霸权地位随着人口重心的转移而逐渐地移向了东方。15世纪初叶，奥地利及其邻近属地曾以拥有一批像诺伊施塔特的以色列·以色林这样的杰出学者而自傲：爱尔福特、纽伦堡和拉蒂斯本也曾以著名的学术中心而享有盛名。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令人骄傲的地位被布拉格所取代，后来曾出现了著名的拉比雅各.波拉克（Jacob Pollak-卒于1541年）。他是克拉科夫社区的拉比，也是波兰犹太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名字与一种研究《塔木德》的奇特方法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奇特的方法起源于德国的南部，被称为Pilpul（皮普尔），是一种以塔木德的原文为核心进行智力训练的方法。这种研究体系的智力成就的顶峰，就是在不同的主题之间进行人为的类比，从而在相互关联的段落中找出细微的差异，而在看起来互不相关的原文中间进行演绎推理，或将一卷的结尾与另一段原文（论述不同的题目）的开头相连，使之成为一篇连续的原文。尽管存在着某些权威性的反对意见，但这种非同一般的研究方法迅速在波兰的犹太教育体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直接对原文进行研究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一个学者只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皮普尔”式研究中真正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时，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其实，这种方法是无益的，也是无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有害的。但是，那些接受过这种方法训练的人的心态却变得如此不可思议地强烈，以至于愈演愈烈，而在几代人之后，这种方法竟成为波兰犹太人中间衡量智力水平，应变能力以及聪明程度的标准，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明，那就是：在全世界所有的以色列人定居点里，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得上波兰这片土地，那儿的《托拉》经卷最全，同时也最多。每一个犹太公会都设有《塔木德》研究院；研究院的院长享有丰厚的薪金，所以他们才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研究院的工作，并把研究当作自己唯一的职业；一年到头，他除了从书房去祈祷室外，从不离开自己的房间；他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专注于《塔木德》的研究。每个犹太公全都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并让他们每周都抽出一定的时间跟院长一起进行研究，而每个年轻学者又至少带两个书童一起学习；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用口述的方式讲解《革马拉》以及拉希和那些《托萨福》编纂者的评注，很快就学会了讲授的方法。这些年轻人或以救济基金作为自己生活的来源，或从慈善机构得到经济上的支持。一个由50户人家组成的犹太公会，可以资助至少30位年轻学者及其书童们的生活费用．因为每一户人家都包下了一位年轻学者以及他的两个书童的饮食。。。。在整个波兰王国，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家庭不学习《托拉》，要么户主本人就是学者，要么他的儿子或女婿常年地投身于学习，最起码户主也要赞助一位青年学生，有时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同时出现如上的情况。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波兰》选段
在瑟巴茨的旧学堂里，学生们还保留着传统的高尚追求，对世俗的知识有浓厚兴趣的犹太人依然是那么虔诚---那就是说，他们对上个世纪的《圣经》评论家和语法学家还是恭敬有加。这些评论家和语法家在做祷告时，古希伯来语的每个字母都要念得准确无误，而大多数犹太人祷告时发音含糊，令天使们都摸不着头脑。但是在约拿.托伊伯的文章里却看不出任何错误，相反，他的文章被学堂用作范文，逐字逐句地进行语法分析，而后，人们发现从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任何语法错误。因此对约拿的赞美之辞不绝于耳。
-----阿格农《一个简单的故事》选段
我们只有大量的书。到处都是书，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排满了书。过道、厨房、门口和窗台，到处是书。几千本书，遍布整套住房的各个角落。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是书是不朽的，那是种怎样的感觉。我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那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不管你怎样试图要将其进行系统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继续在雷克雅内斯梅岭、巴利亚多利德或者温哥华等地，在某个鲜人问津的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享受上架待遇。要是有那么一两次，买安息日食品的钱不够，妈妈会看看爸爸，爸爸就会知道该做出牺牲了，就会朝书架转过身去。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知道面包比书重要，孩子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记得他佝偻着后背，穿过走廊，胳膊底下夹着两三本珍爱的书，走向梅亚先生的旧书店，仿佛是驼着的后背让他走不快似的。我们的先辈亚伯拉罕一大早从帐篷里把以撒放在肩上走向摩利亚地时，就是这样躬着身子吗？
----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选段
我初次和我的犹太教决裂，是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法典学堂。那时的一切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那个学堂里的学监认为我胆敢信奉异端邪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把我逐出了讲经堂，我那时在紫色暮霭之中踯躅在本城广场的雪地里，双颊感到针戳一般疼痛；我到现在还能感到当时那阵疼痛。我多年以来从未想过这件事，但是，即使是现在想到此事，我还认为那是一桩不可容忍的暴行。或许，如果在大一些的城市，比如克拉科夫或者华沙，那儿的犹太法典学堂里的学监就会通情达理，对我的亵渎行为不过一笑了之。如果真是那样，我的生命航程也许就会完全两样。那一记耳光虽然是一根小小树枝，却改变了一股奔腾激流的航道。这件事情太不公道！不论怎么说，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就像他们用意第绪语说的那样，“像绸缎一样柔和。”对于犹太教的实质精华，法律方面的那些精细差别，对于一般愚人称之为“钻牛角尖”的伦理方面的细微末节，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胜过别人一筹。那些论断推理如此严谨优雅，几乎和几何学不相上下，谁想好好掌握，不但需要一种情趣，而且需要一种求知欲。我正有这种求知欲。我是学习犹太教法典的一个杰出学生，我比那个学监还要聪明，还要敏捷。可能，那个心胸狭隘、头脑顽固、戴着一顶黑帽子、留着一把大胡须的蠢货正巴不得有个机会杀一杀我的锋芒；所以他才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把我逐出讲经堂，送我走上了通往基督十字架的历程。
我依然记得那一段经文：第一百一十一页，题目是《逾越节的祭礼》。我依然记得它的内容：魔鬼，以及避鬼、斗鬼、驱鬼的法术。我依然记得我挨打的原因。我问道：“但是，莱扎老师，是不是真有魔鬼这种东西呢？”我依然记得，当我给打得晕头转向、两颊疼得火辣辣地躺在地上时，那个大胡子蠢货向我大声咆哮说：“起来！滚出去！可恶的异教徒 ！”于是，我踉踉跄跄离开学堂，走进了白雪覆盖着的阴沉凄凉的奥斯威辛。我那时十五岁。对于我来说，奥斯威辛那时是个很大的城市，克拉科夫这个堂皇的大都市我以前只去过一次。我们的村子梅得齐斯——沿着维斯杜拉河逆流而上，大约走上十公里，就能到达那里——那儿的房子全是木板房，那儿的街道全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道。甚至梅得齐斯的教堂——我们小孩总是像避开麻风病院一样远远避开它——也是一座木板房。奥斯威辛却有平坦的大街，一个大火车站，许多砖石造的建筑，许多玻璃橱窗里灯火通明的商店，几座石头造的教堂。
我对这座城市很不熟悉。在法典学堂，我们过着严格的兵营式生活，除了学堂对面和我们矮小宿舍以及老师住家紧相毗邻的几条小街小巷，我们几乎足不出户。但是反抗的怒火那天把我带出了这几条小街小巷，带进了那座城市。我走遍奥斯威辛，心里翻腾着因受虐待而产生的愤慨，最后，我终于压抑不住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怀疑。我一点也不笨。我懂德文和波兰文，我看报、看小说，同时，正因为我是一个聪明的犹太法典学生，我的视野能够超越讲经堂而看到外部世界；那个世界虽然光怪陆离，充满奇异的危险和罪恶的诱惑，但那毕竟是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而你在犹太法典那一行行黑色字体中间，却只能看到一个一成不变的单调狭隘的小小天地，那些时时刻刻监督着你的法典教师，他们虽然也颇富睿智，却令人感到乏味讨厌，他们喋喋不休对于那部已有一千四百年古老历史的重要典籍所作的无微不至的分析评论，只能把青春的才智和精力全部耗费干净。我从十一岁开始，直到挨打的那一刻，心里一直充满着越来越痛苦的矛盾，作为犹太法典学堂的一个学生，我自然憧憬着今后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犹太法典学的天才学者，但是，与此同时，在我灵魂深处却有一个罪恶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在浪费我的时间。学监的盛怒使我像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到处游荡，我一面在雪深齐踝的街上艰难跋涉，一面思考着以上的一切，我走到奥斯威辛一座最大的基督教堂门前，止住了脚步，说也奇怪，我竟忘记了它的名字！离法典学堂最近的那座教堂叫作卡尔瓦利亚；我至今还记得。而那座大教堂是坐落在一个大广场上的另外一幢宏伟得多的大建筑。
---赫尔曼.沃克《战争与回忆》
我们老是听到这样的议论：这是一些“高雅”的人，那是一些“不高雅”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对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财产状况都要详细调查。这种不断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议论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谈话的主要话题，这在我们当时看来是极其可笑和故作高雅，因为所有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差别，归根结蒂也只不过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同一个犹太社区迁徙而来。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种“上流”家庭的观念——在我们男孩子们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表现了犹太人最内在和最令人不解的意向之一。一般人都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的最终和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
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他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进入到更高的文化层次。这种把精神视为高于纯粹物质利益之上的意愿，早在集中反 映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弱点和优点的东方正统的犹太人中间， 就已表现得一目了然：一个虔诚者，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的身分，在全体犹太居民中间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连最有钱的富豪也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象乞丐似的知识者为妻，而不愿嫁给一个商人。这种对知识者的敬重，在犹太人的各阶层中都是一致的。纵然是扛着背包、冒着日晒雨淋沿街叫卖的最穷的小贩，也都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想方设法至少要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念上大学。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明显地成了称得上有知识的人，如当了教授、学者、音乐家，那么就会把这种荣誉头衔看作是属于全家的，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成就会使全家人都变得高贵似的。
在犹太人的内心，都不知不觉地在竭力避免成为一个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视为交易、只讲做买卖的无知无识的人，而是努力争取跻身于较为纯洁、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的行列，说得直率一点，仿佛他要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不幸中拯救出来似的。因此，在一个犹太家族中往往是经过两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极盛时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辈的银行、工厂、规模巨大和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有一个罗思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一个华伯成了艺术史家，有一个卡西雷尔成了哲学家，有一个塞松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现象；他们都被一个无意识的相同欲皇所驱使，即：要使自己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也许这也正表现了他们那种隐藏的渴望：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的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说，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并不仅仅是指这种称呼所表示的社会地位，“名门”世家是指一个犹太家族通过它对另一种文化和尽可能是一种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适应，使自己摆脱了或者开始摆脱犹太社区强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不过后来由于大量的犹太人从事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犹太人中占了过多的比例，这种进入知识阶层的做法，也就象以前只着眼于物质利益时一样，又给犹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概这种无所适从、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对犹太人来说，适应外部的民族环境，或者说，适应这块自己居住的异教徒的土地，不仅是对外的一种保护措施，而且也是一种自己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要求有自己的祖国，渴望安宁、养息、太平，渴望消除外来陌生的感觉，这就促使他们热忱地把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样一种联系方面比奥地利显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两百多年以来，他们在这里遇到的是逍遥自在、爱好和睦相处的人民，虽然这些人看上去不太讲究繁文缛节，但在内心同样蕴藏着那种追求精神和美的价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犹太人认为这些价值对自己十分重要一样。甚至可以说，犹太人在维也纳碰到了更多的际遇：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一项使命。在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传统的老保护人和赞助者，即皇室和贵族。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曾让格鲁党来指导她女儿们的音乐，约瑟夫二世曾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和费迪南一世对艺术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丝毫兴趣了，而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览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从未读过一本书或者仅仅在手里拿过一本书。他甚至还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大贵族也都放弃了从前那种赞助的态度。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府曾把海顿留在家里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瓦尔德施泰因家族曾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歌剧《菲岱里奥》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即使象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这样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们的一丁点儿资助。于是，市民阶层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不得不出来代替他们进行支持。而犹太市民阶层的自豪和抱负，恰恰是他们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的光荣时站在最前列。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这里居住，但是他们觉得只有通过自己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才真正算是成了维也纳人，才不愧于这一片故土。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个人的私人财富显得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都是世袭的，外交界是属于贵族的，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为名门世家所把持；而犹太人也从未有过想钻进这种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彬彬有礼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譬如说，我今天还清楚记得，我父亲一生部不愿到扎赫尔大饭店去用餐，况且并不是为了节约——因为和其他几家大饭店相比，价格也只是略微贵一些——，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而远之的感情：他觉得和一位施瓦岑贝格亲王或者洛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尴尬和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样的权利，因为对维也纳艺术的爱护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义务，而犹太族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帮助和促进，对维也纳文化所作的贡献，则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他们光顾剧院和音乐会，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路灵活，成了各种场合一切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十九世纪艺术珍品的巨大搜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们完成，艺术方面的一切尝试几乎只有通过他们才有可能得以进行；如果没有犹太资产阶级这种坚持不懈激励一切的兴趣，而仅仅依靠朝廷、贵族和那些宁愿赛马和打猎但不愿促进艺术的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们的冷漠态度，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也就会落后于柏林，就象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作一点艺术方面的创祈，谁从外地来到维也纳作客，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那么他就得指望这样的犹太资产阶级。
记得在反犹太主义时期，曾经有过这样一次唯一的尝试：想在维也纳创立一家所谓“民族剧院”，可是这家剧院既找不到编剧，也找不到演员和魂众，不到儿个月的工夫，这家“民族剧院”也就惨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个具体事例第一次揭开了这样的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因为正是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相当活跃——而在西班牙的犹太人当时正面临着艺术方面的可悲没落——诚然，这种艺术绝不可能是以一种犹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移花接木的奇迹，表现出最强烈的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特点。在音乐创作方面，戈德马克、古斯塔夫·马勒尔和勋柏格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卡尔曼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一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因哈德使这座戏剧城市再度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的泰斗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无可争辩地到处享有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那种入乡随俗的愿望，他们使自己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并且觉得能为奥地利的荣誉效劳，不胜荣幸；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作出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在现今欧美的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被人赞誉为是奥地利文化获得新生的相当一部分——如果不说大部分的话——是由维也纳的犹太人创造的；而犹太人自己则在这种移花接木的工作中达到了千余年以来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几个世纪以来无处寻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趋式微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气和勃然的活力使旧的传统获得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想把这座城市强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图，才大大亵读了维也纳，因为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样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独特的音乐天才，从来都是把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综合。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觉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来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该感谢这座早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就维护着罗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茨威格自传》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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